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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08-08 05:0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蔡鸿生教授,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刊论著探讨下列课题:(一)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二)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三)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四)广州与海洋文明,(五)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

  日前,《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鸿生教授以“海事”为主题,从“舶”入手,分“序篇”、“市舶时代”、“洋舶时代”三个部分,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全书行文精炼,新意迭出,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是蔡鸿生教授在海洋史和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数十年研究心得的集中呈现,将极大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新著既有时代背景的系统把握,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发前人未发之覆,显出了海事史的“人事本质”。就此,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蔡鸿生:这本书的内容,有些是三四十年前做的,有些是二三十年前做的,也有些是最近这一两年做的,作为一本书的形成过程来讲,时间是比较久的。

  按照中大历史系的学术传统,如果是涉外的,主要是关于西域、中亚的研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路丝绸之路研究,首先是源于一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倒逼”。

  就本书而言,最早的一篇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写的是瑞典商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情况。瑞典18世纪中期有一艘船叫“哥德堡号”(后来他们特意做了一条仿古船),这条船从广州开回去就沉在了哥德堡港的外港,后来他们进行水下考古,把里面的货物捞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和茶叶。1990年年初,哥德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就这个事情,带了两个水下考古学家,满怀希望来广州跟我们谈,还拿了一条试管装着沉船捞出的武夷茶叶送给我(我后来把茶叶转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别人问上门了,我们要赶快给人家一个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讲清代瑞典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清代有关瑞典的记录尽量找出来,他们那时候的商馆在广州叫“瑞行”,就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关于荷兰的。我们平常吃的马铃薯叫“荷兰薯”,豌豆叫“荷兰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这个事之后我们发现荷兰的资料很多,就写了两篇关于荷兰的文章。

  蔡鸿生:这些事就跟滚雪球一样,由经济史、对外关系史滚到佛教史。书里面有一篇讲海幢寺的,说到清朝时两广总督接待英国使臣与荷兰使臣,地点就定在海幢寺。清朝的制度规定,不管是哪个国家派来的特使、大臣,凡是洋人都不能进城。海幢寺位于珠江南岸,距城不远,所以就定在了海幢寺。当时英国、荷兰、瑞典的商人本来住在十三行商馆区,是被限制活动范围的,有了这个开头后,清政府给他们作了定期、定额、定路线的安排,一个月三次、每次十个人去游玩。

  后来海幢寺就跟旅游点一样了,西洋的官员、艺术家、新闻记者都来,身份最高的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广州是他环球旅行的一个站。1891年,他从香港进来,下午到达,离晚餐还有段时间,就先去看海幢寺了,说明那时候海幢寺知名度很高。清代的时候,国内很多文人骚客来过海幢寺,比如写《浮生六记》的沈复,清代诗人袁枚。所以我写了一篇《广州海幢寺与清代“夷务”》,希望能将海幢寺的历史地位托一托。

  现在一些关于广州往事的流行说法,准确性有些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修正一些言过其实的观念。一般说起广州,说是在汉代就是个大都会,历两千年而不衰,事实上,广州在历史上是有起伏的,有上坡,也有下坡。比较明显的一次是,南宋以后的海外贸易泉州比广州突出,马可波罗就讲了泉州怎么繁荣,但没有人讲广州怎么繁华。

  蔡鸿生:海路研究与陆路研究差距很大,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成绩并不是很丰富,但这由不得我们。陆路出土文物,丝绸、文书都还保存着,海路的这些东西都不便保存,只有一些金属器和瓷器能保存,金属器也不多,瓷器是批量生产的,还有很多重复。我们也没有什么出土文字,现在都盯着阳江的“南海1号”,看有没有出土文字。

  推荐语小说讲述了“我”童年时离开父母,来到黄石,和外婆住在一起的经历。乡下的日子虽然穷苦,但外婆却以苦为乐。她鼓励“我”努力读书,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学会笑对艰难、清白做人……小说抒写祖孙亲情,传承中国家风!外婆是生活的哲人,亦是生活的强者,她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这是一本关于“家”、关于“爱”、关于“成长”的好作品。

  有个珍贵文物要引起重视,北宋时期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人来广州做生意,商人捐钱重修广州道观,并立碑记事,即1962年出土的《广州重修天庆观记》,里面提到若干海商头目,这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很重要。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的文章只是探讨到一个段落而已,里面很多东西还是未知的。比如海舶上的娱乐活动,现在只知道两种:一个是下棋,这是有出土文物证明的,泉州出土的宋船里有象棋子,广东南澳出土的明代船里有围棋子;另一个就是钓鱼,既有趣味又能补充食物,但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有带乐器吗?这些都只是猜想,不能写文章,需要以后进一步证实;还有,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他们会备什么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会得什么病,但不知道会备什么药。

  蔡鸿生:海洋的秘密比陆地的秘密大得多、多得多、复杂得多。研究进去后就发现有很多事,就连“舶”字是中国字还是外来语都还界定不清。

  在船上的生活形态与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差异很大。一条船装这么多人,他们并不是“乌合之众”,里面有分工(不包括乘客,那时候商人是自己押货的,船上也没有客舱、货舱之分,这是为了节省地方,你要休息的话就去你那堆货物上休息),船员中最多的就是水手,我们现在还用这个名字,我在书里面也有探讨“水手”的由来。汉唐时期陆地上的劳动人员叫“手力”,“水手”就是“水上手力”的简称。

  这些问题过去没人探讨,我们是硬着头皮探讨的,并不是我们已经心中有数,因为海上生活很复杂,我们现在只是讲其中几个基本的方面。比如你在海上要吃饭、喝水,第一条就是备海粮,第二条就是备淡水。

  想知道那时的人带什么海粮上船,没那么简单的,找来找去发现,传世的、最详细的一份海粮清单是唐代的鉴真和尚,他从扬州渡海去日本,渡了很多次都没过去,后来成功了,有著作传世,里面就有一份海粮清单。当然,我们使用这份清单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和尚的海粮跟一般人的海粮肯定不同,一个吃荤的一个吃素的,这个只有参考价值,让我们知道海粮的结构,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还有一个,他们带了蜜糖、蔗糖,照我看来,糖分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带80捆甘蔗呢?后来想到,海洋常发病的一种就是坏血病,因为在海上缺乏新鲜的水果蔬菜,缺乏维生素,就容易得坏血病,死亡率很高,甘蔗是一种耐放的水果,可以减少这些疾病的风险。

  还有祈禳仪式,“祈”就是祈福,“禳”是驱邪。海上贸易要经过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一路很长,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保护神,正如我们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当权者,所以到达不同的海域要拜不同的神,并不是我们想的一条船一路都是拜妈祖。

  正如我们说陆上有伦理,海上也有伦理,过去没人探讨,但我觉得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外部行动,很少研究人的心理。比如海上贸易是高利润、高风险的,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广州、福建的海商都很“精”,亲生儿不下海,让养子去冒风险,这跟儒家伦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差很远了,经济利益突破了伦理教条。

  另一个伦理问题,船上有条规矩:船上不能停留尸体。人断气之前就必须马上处理好。“广舶”上有人病危了,就用席子包起来抛下海,为了让他不受漂流之苦能尽快沉下去,就系陶瓷在上面,加快下沉的速度,这也是人性化的一种。福建处理重病号的时候,会准备一些干粮,将他转移到小岛上,之后就听天由命了,如果命好也许后面会有船搭救,如果命不好也就这么死了。这也是一种“临终关怀”伦理。

  蔡鸿生: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要贴近历史过程,不能浮在表面,听风就是雨。历史资料要变成历史事实还差得远,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过程化,上面说的海上保护神的例子就是过程化,一条链条不能有“缺环”。

  里面还有一篇《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我们说到广州海舶,通常都是讲来广州的蕃舶,没有讲出去的船,广州出去的船就叫“广舶”,泉州开出去的就叫“泉舶”。广州的船开出去,一路上会经历什么?首先要备淡水。过去珠江比现在宽,船停在珠江江面,船出发要汲水,宋代的船汲水的地方叫“小海”。船离岸之后,市舶司的官员还会一路监控,怕你走私或者带铜钱走,那时是禁止货币外流的。官员会一路跟到溽洲,这是个重要地点,就是现在台山的广海,广舶在这里就正式驶入大洋了,这里有三处瞭望哨所,到这里才“放洋”。广海放洋后,经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可以一路做生意。那时候海上航行靠季风,八九月份出发,等第二年西南风起才回来,所以就要在海外过冬,叫“住冬”,位置在马六甲海峡左边,地名南巫里(今印尼的亚齐)。住冬的时候要补充货物、修理船只。之后有的船继续去印度洋,有的船就在那里回头了。汲水、放洋、住冬,这些搞清楚之后,大抵上就过程化了。

  蔡鸿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就是用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内涵。但我们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别人做的大量是经济、外交方面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到位”而不“越位”,把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

  我们的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研究是冷静的、个人的,不受人干扰,这是精神生产的特点。学问必定要个人下功夫,独立思考、持续钻研。我们也要学会让自己“退烧”,自己写的东西,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看,经过“冷处理”,才会发现还有修改的余地。

  蔡鸿生教授,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刊论著探讨下列课题:(一)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二)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三)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四)广州与海洋文明,(五)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

  日前,《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鸿生教授以“海事”为主题,从“舶”入手,分“序篇”、“市舶时代”、“洋舶时代”三个部分,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全书行文精炼,新意迭出,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是蔡鸿生教授在海洋史和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数十年研究心得的集中呈现,将极大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新著既有时代背景的系统把握,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发前人未发之覆,显出了海事史的“人事本质”。就此,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蔡鸿生:这本书的内容,有些是三四十年前做的,有些是二三十年前做的,也有些是最近这一两年做的,作为一本书的形成过程来讲,时间是比较久的。

  按照中大历史系的学术传统,如果是涉外的,主要是关于西域、中亚的研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路丝绸之路研究,首先是源于一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倒逼”。

  就本书而言,最早的一篇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写的是瑞典商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情况。瑞典18世纪中期有一艘船叫“哥德堡号”(后来他们特意做了一条仿古船),这条船从广州开回去就沉在了哥德堡港的外港,后来他们进行水下考古,把里面的货物捞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和茶叶。1990年年初,哥德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就这个事情,带了两个水下考古学家,满怀希望来广州跟我们谈,还拿了一条试管装着沉船捞出的武夷茶叶送给我(我后来把茶叶转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别人问上门了,我们要赶快给人家一个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讲清代瑞典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清代有关瑞典的记录尽量找出来,他们那时候的商馆在广州叫“瑞行”,就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关于荷兰的。我们平常吃的马铃薯叫“荷兰薯”,豌豆叫“荷兰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这个事之后我们发现荷兰的资料很多,就写了两篇关于荷兰的文章。

  蔡鸿生:这些事就跟滚雪球一样,由经济史、对外关系史滚到佛教史。书里面有一篇讲海幢寺的,说到清朝时两广总督接待英国使臣与荷兰使臣,地点就定在海幢寺。清朝的制度规定,不管是哪个国家派来的特使、大臣,凡是洋人都不能进城。海幢寺位于珠江南岸,距城不远,所以就定在了海幢寺。当时英国、荷兰、瑞典的商人本来住在十三行商馆区,是被限制活动范围的,有了这个开头后,清政府给他们作了定期、定额、定路线的安排,一个月三次、每次十个人去游玩。

  后来海幢寺就跟旅游点一样了,西洋的官员、艺术家、新闻记者都来,身份最高的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广州是他环球旅行的一个站。1891年,他从香港进来,下午到达,离晚餐还有段时间,就先去看海幢寺了,说明那时候海幢寺知名度很高。清代的时候,国内很多文人骚客来过海幢寺,比如写《浮生六记》的沈复,清代诗人袁枚。所以我写了一篇《广州海幢寺与清代“夷务”》,希望能将海幢寺的历史地位托一托。

  现在一些关于广州往事的流行说法,准确性有些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修正一些言过其实的观念。一般说起广州,说是在汉代就是个大都会,历两千年而不衰,事实上,广州在历史上是有起伏的,有上坡,也有下坡。比较明显的一次是,南宋以后的海外贸易泉州比广州突出,马可波罗就讲了泉州怎么繁荣,但没有人讲广州怎么繁华。

  蔡鸿生:海路研究与陆路研究差距很大,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成绩并不是很丰富,但这由不得我们。陆路出土文物,丝绸、文书都还保存着,海路的这些东西都不便保存,只有一些金属器和瓷器能保存,金属器也不多,瓷器是批量生产的,还有很多重复。我们也没有什么出土文字,现在都盯着阳江的“南海1号”,看有没有出土文字。

  有个珍贵文物要引起重视,北宋时期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人来广州做生意,商人捐钱重修广州道观,并立碑记事,即1962年出土的《广州重修天庆观记》,里面提到若干海商头目,这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很重要。

  再说,20世纪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下限都是到1919年,这是30年前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此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眼光发展了,他们认识到,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部分。如果把1919-1949年的历史加上去,中国近代史就完整了。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同了。我们是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定义中国近代史的。1949年10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了。今天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完整概念,已经与30年前不一样了。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的文章只是探讨到一个段落而已,里面很多东西还是未知的。比如海舶上的娱乐活动,现在只知道两种:一个是下棋,这是有出土文物证明的,泉州出土的宋船里有象棋子,广东南澳出土的明代船里有围棋子;另一个就是钓鱼,既有趣味又能补充食物,但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有带乐器吗?这些都只是猜想,不能写文章,需要以后进一步证实;还有,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他们会备什么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会得什么病,但不知道会备什么药。

  蔡鸿生:海洋的秘密比陆地的秘密大得多、多得多、复杂得多。研究进去后就发现有很多事,就连“舶”字是中国字还是外来语都还界定不清。

  在船上的生活形态与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差异很大。一条船装这么多人,他们并不是“乌合之众”,里面有分工(不包括乘客,那时候商人是自己押货的,船上也没有客舱、货舱之分,这是为了节省地方,你要休息的话就去你那堆货物上休息),船员中最多的就是水手,我们现在还用这个名字,我在书里面也有探讨“水手”的由来。汉唐时期陆地上的劳动人员叫“手力”,“水手”就是“水上手力”的简称。

  这些问题过去没人探讨,我们是硬着头皮探讨的,并不是我们已经心中有数,因为海上生活很复杂,我们现在只是讲其中几个基本的方面。比如你在海上要吃饭、喝水,第一条就是备海粮,第二条就是备淡水。

  想知道那时的人带什么海粮上船,没那么简单的,找来找去发现,传世的、最详细的一份海粮清单是唐代的鉴真和尚,他从扬州渡海去日本,渡了很多次都没过去,后来成功了,有著作传世,里面就有一份海粮清单。当然,我们使用这份清单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和尚的海粮跟一般人的海粮肯定不同,一个吃荤的一个吃素的,这个只有参考价值,让我们知道海粮的结构,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还有一个,他们带了蜜糖、蔗糖,照我看来,糖分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带80捆甘蔗呢?后来想到,海洋常发病的一种就是坏血病,因为在海上缺乏新鲜的水果蔬菜,缺乏维生素,就容易得坏血病,死亡率很高,甘蔗是一种耐放的水果,可以减少这些疾病的风险。

  还有祈禳仪式,“祈”就是祈福,“禳”是驱邪。海上贸易要经过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一路很长,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保护神,正如我们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当权者,所以到达不同的海域要拜不同的神,并不是我们想的一条船一路都是拜妈祖。

  正如我们说陆上有伦理,海上也有伦理,过去没人探讨,但我觉得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外部行动,很少研究人的心理。比如海上贸易是高利润、高风险的,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广州、福建的海商都很“精”,亲生儿不下海,让养子去冒风险,这跟儒家伦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差很远了,经济利益突破了伦理教条。

  另一个伦理问题,船上有条规矩:船上不能停留尸体。人断气之前就必须马上处理好。“广舶”上有人病危了,就用席子包起来抛下海,为了让他不受漂流之苦能尽快沉下去,就系陶瓷在上面,加快下沉的速度,这也是人性化的一种。福建处理重病号的时候,会准备一些干粮,将他转移到小岛上,之后就听天由命了,如果命好也许后面会有船搭救,如果命不好也就这么死了。这也是一种“临终关怀”伦理。

  蔡鸿生: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要贴近历史过程,不能浮在表面,听风就是雨。历史资料要变成历史事实还差得远,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过程化,上面说的海上保护神的例子就是过程化,一条链条不能有“缺环”。

  里面还有一篇《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我们说到广州海舶,通常都是讲来广州的蕃舶,没有讲出去的船,广州出去的船就叫“广舶”,泉州开出去的就叫“泉舶”。广州的船开出去,一路上会经历什么?首先要备淡水。过去珠江比现在宽,船停在珠江江面,船出发要汲水,宋代的船汲水的地方叫“小海”。船离岸之后,市舶司的官员还会一路监控,怕你走私或者带铜钱走,那时是禁止货币外流的。官员会一路跟到溽洲,这是个重要地点,就是现在台山的广海,广舶在这里就正式驶入大洋了,这里有三处瞭望哨所,到这里才“放洋”。广海放洋后,经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可以一路做生意。那时候海上航行靠季风,八九月份出发,等第二年西南风起才回来,所以就要在海外过冬,叫“住冬”,位置在马六甲海峡左边,地名南巫里(今印尼的亚齐)。住冬的时候要补充货物、修理船只。之后有的船继续去印度洋,有的船就在那里回头了。汲水、放洋、住冬,这些搞清楚之后,大抵上就过程化了。

  蔡鸿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就是用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内涵。但我们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别人做的大量是经济、外交方面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到位”而不“越位”,把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

  我们的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研究是冷静的、个人的,不受人干扰,这是精神生产的特点。学问必定要个人下功夫,独立思考、持续钻研。我们也要学会让自己“退烧”,自己写的东西,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看,经过“冷处理”,才会发现还有修改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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